、缩短工时、改善工作环境。

在民权运动时期，“红脖子”群体的态度很复杂。

一方面，部分“红脖子”受种族主义思想影响，反对黑人争取平等权利的运动；另一方面，也有一些“红脖子”意识到，他们和黑人一样，都是被压迫的底层群体，开始和黑人团结起来，共同对抗社会不公。这种内部的分化和转变，反映出“红脖子”群体在社会变革中的挣扎与探索。在一些城市的抗议活动里，能看到“红脖子”和黑人站在一起，高呼平等与正义的口号。近些年，“红脖子”群体在社会里的地位和形象慢慢有了变化。一些“红脖子”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身份，不再把“红脖子”当成耻辱，而是把它当成独特的文化符号，自豪地宣扬。他们通过音乐、文学、电影等艺术形式，展现自己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想打破外界对他们的刻板印象。

美国乡村音乐里，有很多作品描绘了“红脖子”的生活，表达了他们对家乡、家庭和传统价值观的热爱。

像约翰·丹佛的《乡村路带我回家》，就唱出了对家乡西弗吉尼亚山区的眷恋，那里正是“红脖子”聚居的地方。在一些文学作品和电影里，“红脖子”的形象不再单一负面，而是被赋予了更多人性和情感，展现出他们在困境中挣扎、奋斗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电影《猎凶风河谷》就刻画了一位生活在怀俄明州的“红脖子”捕猎者，他在面对案件时展现出的勇敢和正义，颠覆了人们对“红脖子”的固有认知。“红脖子”群体的经历，是美国社会发展过程中一段复杂又沉重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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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到了如今，红脖子已经不单单指那些南方乡下人。

另外还有铁锈带的那些底层白人。

铁锈地带，即传统美国重工业衰败地区，主要指美国东北部至五大湖附近的区域。这些地区曾因水运便利和矿产资源丰富而成为重工业的中心。随着美国经济体系逐渐转向第三产业为主导，这些地区的重工业逐渐衰败。工厂废弃，机器布满铁锈，因此得名铁锈地带。

这些红脖子和以硅谷那些精英为代表的‘主流’人群矛盾可是非常尖锐的。

凌晨五点，佐治亚州小镇的钢铁厂停车场已经亮起车灯。45岁的汤姆·威尔逊往保温杯里倒进最后一口黑咖啡，后视镜里映出他布满老茧的手掌。就在他发动皮卡准备上工时，硅谷的印度裔工程师拉杰什·帕特尔刚结束Zoom会议。他揉了揉发酸的眼睛，窗外旧金山的晨雾还未散去。这两个素未谋面的美国人，却都认为对方是导致国家衰落的“罪魁祸首“。

汤姆家族三代都是钢铁工人。1970年代，这里曾有万人规模的工厂，圣诞节奖金能买辆新车。如今车间只剩下锈迹斑斑的传送带，厂区空地被改造成沃尔玛停车场。“现在时薪比二十年前还低3美元，“他攥着工会发的抗议传单，“那些印度人抢走了我们的工作。“

两千英里外，拉杰什的工牌在晨光中泛着微光。他带领的AI团队刚获得微软千万级投资，办公室陈列着“最佳移民企业家“奖杯。这位出身印度小城的工程师始终记得：2003年揣着500美元踏上美利坚时，边境官员在他H1B签证上盖戳的闷响。

这种认知错位始于冷战后的产业迁徙。当美国制造业岗位30年间消失500万时，科技行业新增了800万岗位。但两者需要的不是同一批工人——前者只需高中文凭，后者要求硕士起步。这种断层在统计数字中格外刺眼：印度裔家庭收入中位数12.7万美元，远超全美6.7万的平均水平；而铁锈带白人男性实际收入比父辈缩水13%。

在纳什维尔的技术峰会上，这种矛盾具象化为两个平行宇宙的碰撞。穿着格子衬衫的印度工程师们讨论机器学习，走廊另一侧，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