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郅县东西市的规划修建，全部由‘鲁班营造’承揽；

所有用工郁郅县派员衔接，进驻工地，根据进度随时从各乡抽调；

建筑所用砂石木料，或于官办民办伐木场调用成材，或临时从石山河道开采，反正这年代这类资源极其便宜，也就比人工费用多一点税费而已；

熟地、荒地兑换、抵扣税费等策略，极大地减轻了郁郅县征地的财政压力，自己筹措一部分、郡府支持一部分、鼓励郁郅县公务人员投资入股一部分，足以应付到工程完工。

虽然郡府县道对甘延寿所描绘的美妙前景心存疑惑，但多次算账对比以后，依然对此事抱有极大地信心。

每年收取数额不菲的店铺场馆租赁费用，足以支撑郁郅县的吏员队伍再扩大三倍，但这仅仅是开胃菜而已，郁郅县更大的收入来源于新增的商税杂费征收。

中国古代长期实行以土地税（包括依附于土地的户税与丁税）为主，以商税包括关税与市税为辅的税收制度，秦汉时期已日趋完善。

先秦《周礼·大宰》有“以九赋敛财贿”的记载。九赋即指邦中、四郊、邦甸、家削、邦县、邦都、关市、山泽、币余等九种赋税。

秦始皇三十一年（前216），颁布“使黔首自实田”的法令，令所有地主和有田的农民自报所占有土地的数额，规定每顷土地缴纳饲草3石，禾秆2石。如隐报土地，少缴或不缴租税，要受到惩处。乡佐已向农民征收田租而不上报，也以隐匿田亩论处。除田赋外，秦王朝还征收包括户赋和口赋在内的人头税；并征用大批劳动力，如服役于郡县的“更卒”，服役于中都官的“正卒”，以及屯戍边境的戍卒。人民赋税徭役负担沉重。

汉朝初期的赋税承袭秦制。但鉴于秦王朝灭亡的教训，减低了田赋的税率，先规定十五税一，以后又减为三十税一。除田赋外，还另有“算赋”、“口赋”、“更赋”等人头税。算赋开始于汉高祖刘邦四年前203、民15岁至56岁每人均出算赋钱，120钱为一算，贾人及奴婢加倍，出二算。惠帝六年（前189）减轻算赋三分之一。口赋是未成丁的人口税。汉武帝在位期间前140～前87用兵，国库匮乏，令民3岁至14岁，出口赋每人23钱。汉代规定民20岁开始服徭役，到55岁免除，不服役的可一个月出钱二千，谓之更赋。此外，汉代还有户赋，它是在封君食邑区内对民户征收的一种税，每户二百钱，供封君列侯享用，不直接列为国家财政收入。

这一时期主要税收是田赋和人头税，另有名目繁多的工商和山木产品杂税。属于财产税性质的有对商人手中积存的现金与货物征收“算缗钱”，对车船所有者征收“算车船”；属于消费税性质的有对马牛羊等牲畜征收牲畜税，盐、铁、酒税（或专卖）等；属于流转税性质的有货物通过税即关税和对市肆商品营业额征收市租。

秦汉时期建立了较完备的税收法制和管理制度。秦代的成文法典称《秦律》，其中有关财政税收的法律有《田律》、《厩苑律》、《金布律》、《关市律》、《仓律》、《工律》、《徭律》等。对征税的对象、品目、税率、纳税人、处罚等都有明确规定。汉代在秦律的基础上发展得更加完备。

汉武帝时任用张汤、赵禹等人制定的律令就有359章，对执法犯法官吏的制裁也更加严厉。自秦以后，国家财政收支与皇室收支开始分开管理，分设管理机构。

秦代主管中央财政的官吏是治粟内史，负责收取山海池泽的税以供皇室之用的是少府。汉代主管中央财政的官吏为大司农。大司农之下设若干分管收入、储存、调度等工作的职事官。由少府掌管山林、园囿、江湖、海产等征税事务以专供皇室生活之用。

自汉武帝以来，商税又恢复到了十五税一，不到百分之七，相比现代可谓是仁政